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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城太守范晔在任期间著述史学典籍《后汉书》
浏览次数:2105作者: 市委信息发布   信息来源: 凤凰网发布时间:2017-01-13

 

清乾隆帝钦定的煌煌“二十四史”中,唯有一部《后汉书》是诞生于今安徽境内,且成书于宣城,为宣城太守范晔在任期间著述。范晔,宣城人所周知的谢脁舅公(即谢脁祖母的弟弟)。《宋书·范晔传》载,范晔,字蔚宗,顺阳人。善文章,初为吏部郎,彭城太妃薨,酣饮为乐,左迁宣城太守,纂《后汉书》。

范晔,晋隆安二年(398)生于中原士族家庭。其曾祖范汪入仕东晋,官至晋安北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,进爵武兴县侯,“博学多通,善谈名理”。祖父范宁先后任临淮、豫章太守,多有著作问世,尤以《春秋毂梁传集解》十二卷“其义精审,为世所重”。其父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,著有《古今善言》二十四卷等著述。受家庭环境的影响,范晔自幼好学,天资聪慧,尚未成年,便经博涉经史、善写文章而负盛名。晋义熙十年(414),范晔17岁时,州刺史任命他为主簿,因为范晔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(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——宋武帝,420~422年在位),因此,不肯应辟就职。宋永初元年(420),刘裕代晋称帝,改国号为宋。23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任冠军参军,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。此后10余年,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、荆州别驾从事史、秘收监、新蔡太守、司徒从事中郎、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。元嘉九年(432)冬,35岁的范晔在帮助料理彭城太妃刘义康之母治丧期间,因喝酒取乐,被宋文帝刘义隆以“行为失检”逐出京城,贬为宣城太守。

这次贬官出京,对为人傲岸不羁的范晔是一次很大的打击。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隐痛。范晔虽然出生在名门士族,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。晋代自“永嘉以来,嫡待庶如奴,妻遇妾若婢”,嫡庶之别在官宦之家不可逾越,因而也就决定了她们所生子女的身份地位。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,骂他“进利”,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。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,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。“母如厕产之,额为砖所伤,故以‘砖’为小字,出继从伯弘之”(《宋书·范晔传》)。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,范晔心情十分苦闷。但是,宣城淳术的民风、富饶的物产、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,尤其是深厚的文化厚蕴,大大超出了自小就生活在深宫大院内的范晔想象。

宣城,战国时期为楚国的商贸易重镇,楚怀王熊槐六年(前323),楚国拥有150艘船只的贸易船队每年都到宣城从事买卖。秦代在此设置爰陵县。汉元封二年(前109),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对汉王朝经济命脉铜资源开采、冶炼的监管,将丹阳郡移驻爰陵县,改爰陵县名宛陵县。宣城成为今安徽省长江以南、东苏省大茅山及浙江省天目山脉以西、浙江省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地区5.4万多平方公里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。东汉建武六年(30),中水侯、五官中郎将李忠任丹阳郡太守,兴资办校,选贤任能,文风兴起。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(317),西晋南迁建康(今江苏南京)。宣城地控今皖南的芜湖、马鞍山、铜陵、池州、宣城等皖南大片土地,成为陪辅京畿,阻山控江之要地,成为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交汇中心,是南迁江南的中原世家望族除京城建康之外的首选之地。宋嘉定《宁国府志》载:“(宣城)风物繁华之地,舟车辏集之乡,衣冠文物之域。”明嘉靖《宁国府志》载:“永嘉之后,衣冠避难多萃江左,艺文儒术斯之为盛。”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三年(325),宣城太守桓彝依陵阳山势修筑的城池,位于城中最高之处,坐在官署衙门之中,宛溪河、句溪可、明镜湖上点点渔帆,响山、敬亭山郁郁葱葱的林木等周边美景一览无遗,令人心旷神怡。西晋、南朝时期,外迁京官皆以出任宣城太守为荣。元嘉三年(426),喜欢下围棋的宋文帝刘义隆以宣城太守的官位为赌注,与太尉参军羊玄保打赌,若羊玄保胜,出任宣城太守。由此可见,宣城当时在皇帝和大臣心中的地位。宋文帝将范晔贬迁宣城也可谓用心良苦。

范晔出任宣城太守后,傲岸不羁的为人性格依旧,整日是高朋满座,在充分享用宣城的美味佳肴之余,放浪形骸于花前月下,畅游于宣城周边的山水人文胜迹之中,以此来排除心中的苦闷和委屈。府衙南边的窦子明(西汉武帝时的陵阳县令、传说中的道教仙人)钓白龙遗址、严子陵(东汉光武帝刘秀同窗好友)垂钓处,是范太守常常流连忘返之地。窦子明不当县令而成神仙的道家清静无为思想,严子陵多次拒绝出任汉光武刘秀的谏议大臣、终老于林泉之间、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精神,深深触动了一心追求荣华富贵的范太守。府衙北永宁寺老方丈更是范太守倾诉心中苦闷的最佳人选,老方丈与世无争的教诲时常在范晔的耳边响起“施主之才,古今少有,为何沉溺于红尘痛苦之中不能自拔,且不可惜;以施主之才,应著书立学,芳名留传百世,才是正道。”尤如醍醐灌顶,正中范晔痛苦的软胁,仕宦不甘居人后,著述也不甘居人后的范晔,决定编纂一部像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那样流传于后世的史书。

从何处入手,是范晔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前任太守留在宣城府衙内有关东汉的史书,成了范晔的首选对象,一是有关东汉的史料比较丰富,查阅起来比较方便;二是各种版本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,相互之间彼此矛盾,没有一部权威作品;三是选择整理东汉历史,正好与班固编撰的西汉《汉书》相衔接,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汉代史书。胸怀“正一代得失”的范晔,不仅自身行为收敛,而且谢绝了一切官场应酬,潜下心来着力探讨东汉的社会问题。

通过对东汉历史系统研究,范晔眼界大开,原来许多现实中不能解答的问题,在同历史经验相对照之后,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。反复比较之后,范晔于是“广集学徙,穷览旧籍,删烦补略”,决定以东汉著作家刘珍等人修撰的《东观汉记》为基本史料依据,以华峤的《后汉书》为主要蓝本,汲取谢沈等人所著《后汉书》及其他各家书的长处,删繁补缺,著就了史学名著《后汉书》,全面记述了上起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(25年),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196年的东汉历史。为了编纂好东汉史书,范晔自称“欲遍作诸志,《前汉》所有者悉令备。

虽事不必多,且使见文得尽”,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了系统的反复比较研究,据《隋书·魏憺传》记载,他认为“《春秋》者,文既总略,好失事形,今人拟作,所以为短;纪传体,史班之所变也,网罗一代,事义周悉,适之后学,此焉为优,故继而作之。”为了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汉历史的本来面目,范晔采用了纪传体写史,在成书过程中,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,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;其次,新增加了《党锢》、《宦官》、《文苑》、《独行》、《方术》、《逸民》和《列女》七个类传;第三,突出了“论”、“赞”的地位。对自己的史学著作,心高气傲的范晔认为“精意深旨”,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“体大而思精”的作品,其中的诸序与论赞,更是“天下之奇作”。南朝梁史学家刘昭认为“范晔后汉,诚跨众氏。”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,在范晔著书之前,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余部,八百余卷。然范书一出,诸家《后汉书》则日渐消沉,逐渐消佚。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称:“范晔博采众书,裁成汉典,观其所取,颇有奇工。”到了唐代,范晔的《后汉书》就取代了《东观汉记》,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并称“三史”,盛行于世,成为历代研究东汉历史最基本的依据。清人王鸣盛评曰:“范书贵义德,抑势利,进处士,黜奸雄,论儒学则深美康成(郑玄),褒党锢则推崇李(膺)、杜(密),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,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。”清代学者邵晋涵评价《后汉书》创新之功说:“范氏所增《文苑》、《列女》诸传,诸史相沿,莫能刊削”。